东南亚毒品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东南亚毒品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作者】 骆寒青 【作者单位】 云南警官学院 【中文关键词】 东南亚，金三角，毒品，国家安全 【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6 【摘要】 受境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毒品问题在一段时期内仍处于上升活跃和蔓延加重期。目前我国消费海洛因的绝大部分和冰毒片剂的相当部分来自“金三角”地区，“金三角”毒品问题对我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影响。导致我国吸毒人数上升，制贩毒活动猖狂，毒品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执政能力，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严重威胁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同时也阻碍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全文】 东南亚国家大多为毒品问题严重的国家，东南亚的毒品问题集中表现在“金三角”，“金三角”的毒品目前对我国的危害最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外毒品形势表现出多头入境、全线渗透、重点突破的态势，作为过去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海洛因类毒品产地的“金三角”地区，现在合成类新型毒品异军突起，表现出与传统毒品海洛因并驾齐驱的态势。由于山水相连的环境因素，导致我西南边境与“金三角”地区没有天然屏障，“金三角”地区生产加工制作毒品海洛因避开我海关和边防检查站，利用人背马驮从中缅边境上崎岖的山路和便道进入了我境内，造成了我国目前消费市场上的绝大部分海洛因和相当部分的麻果（冰毒片剂）来自“金三角”地区，导致“金三角”毒品问题对我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与危害{1}。 一、中国的禁毒形势 受境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金三角”地区毒情的影响，我国毒品问题在一段时期内仍处于上升活跃和蔓延加重期。据国家禁毒委发布的数据，“2014年，在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有14.59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89万名，缴获各类毒品合计68.95吨。其中，海洛因共计9.3吨、冰毒类毒品共计5.9吨、氯胺酮共计11.2吨、大麻共计4吨。与此同时，各地、各有关部门不断加强重大制毒物品案件和重点制毒物品管控、侦办，不断强化麻黄碱、羟亚胺、邻酮和溴代苯丙酮等重点制毒物品的管制，对制毒和制毒物品犯罪全链条实现有效打击，全国破获制毒物品案件549起，缴获制毒物品3847吨。”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为295.5万名，其中滥用传统毒品阿片类人员145.8万名、滥用化学合成类毒品人员145.9万名，分别占49.3%和49.4%；2014年共查处吸毒人员88.7万余人次，并新发现登记吸毒人员46.3万余名[1]。 二、“金三角”毒品问题对中国毒品形势的影响 现在常讨论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地区指是一个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毗连的边境的三角形地带，包括老挝琅南塔省、丰沙里省、乌多塞姆及琅勃拉邦西部、缅甸掸邦东部，泰国清莱府、清迈府北部，其面积为15万—20万平方公里，因其盛产鸦片、深加工毒品成为世界主要的毒品产地，其间交易毒品全部用黄金，故而得名“金三角”。“金三角”与被称为“金新月”（Golden Crescent）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交界的月牙形地带，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阿富汗的雷吉斯坦、努里斯坦等地区被认定为世界两大鸦片主要产区。由于毗邻“金三角”，加之没有天然屏障，“金三角”的毒品问题，对我造成极大的冲击，使我国毒情呈以下趋势： （一）境外毒品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境外罂粟种植自2007年连续六年呈递增趋势，2012年，我国缴获来自“金三角”海洛因5.37吨，上升15.5%，占全国缴获总量的73.7%；2013年小幅下降后，2013年至2014年，据卫星遥感监测，缅北共发现罂粟种植面积61.3万亩，与上年持平，继续保持高位。制贩合成毒品加剧，缅北毒品生产已形成传统毒品与合成毒品共存的态势，逐步向以合成毒品生产为主转型。2009年云南省缴获冰毒3.19吨，占缴获总量的40.7％。此外，仅云南于2012年查获缅北冰毒片剂即达8.95吨，同比增长了26%。2014年1月11月缴获冰毒10.85吨，占总量的54.6％。[2] （二）毒品全线渗透不断加剧 2009年果敢“8.08”，事件后，缅北毒品对我渗透呈“西线减缓、南线剧增”态势，南线版纳、普洱、玉溪毒品缴获量连年走高。随着云南省在南线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及果敢局势的逐步缓和，2011年起缅北毒品对我西线渗透又有反弹，2013年，在南线渗透不减的情况下，西线破、抓、缴数超过了南线，缅北毒品对我呈“西线海洛因居多、南线冰毒居多，传统毒品与合成毒品齐头并进、全线渗透”态势。2014年1至11月，云南省滇西一线（德宏、临沧、保山、怒江）破案3789起、缴毒8.73吨，分别占云南省总数的34.1％、44％。[3]滇南一线（普洱、版纳、红河、文山）破案2564起、缴毒7.56吨，分别占云南省总数的23.9％、38.1％。从云南入境的毒品给中国禁毒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大宗贩毒、武装贩毒、特殊人群贩毒突出 大宗贩毒、武装贩毒、特殊人群贩毒的问题，在毒品的最前沿云南省集中表现尤为突出。2014年1至11月，云南省查破万克以上案件556起（其中十万克以上案件12起），缴毒12.58吨，同比分别上升14.6％、15.3％。查获武装贩毒案13起，缴获各类枪支21支。特殊人群参与大宗毒品贩运及缅籍特殊人群贩毒活动呈加剧态势。1至11月，云南省破获特殊人群涉毒案件1577起、抓人2086名、缴毒3.5吨，同比分别上升30.6％、28.6％和47.2％。抓获人员多为缅甸木姐、果敢、掸邦第一、四特区和国内四川凉山、云南等地的怀孕、哺乳期妇女。仅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着503.8公里国境，中缅边界无天然屏障，沟渠相连，村寨相依，毒品犯罪分子或利用山间便利小道、浅沟小河人背马驮，或利用货物掩护，瞒报通关，“金三角”每年所产的20多吨毒品由境外偷运至此进而再转销到内地、国外。[4] 三、毒品问题给我国带来的危害 （一）毒品问题对党及政府的威信和执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中国政府历来一贯高度重视毒品问题，并就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受国际毒潮的影响，加之我国毒品滥用形势日益严重，近年来，毒品犯罪没能得到有效遏制。在继明星吸毒（今年娱乐圈已经接连爆出高虎、张默、宁财神、张元、房祖民、柯震东、李代沫、王学兵、尹相杰等）连续被曝光之后，官员吸毒问题的一次次曝光，让人们对官员吸毒问题议论纷纷。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2008年因吸毒被行政拘留；2009年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因吸毒被开除党籍、免除行政职务，并被行政拘留；2011年4月，云南省纪委在对楚雄州州长杨卫红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中查出其吸毒，与杨红卫一起吸毒的还有楚雄州原副州长吕琳麟；2012年某市警方“百日扫毒风暴”专项行动中，包括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在内的9名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因吸毒被查获；2014年宿松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某某、宿松县交通运输局下属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某涉因嫌吸食毒品被开除党籍并撤职。2015年4月湖南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因吸毒，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从目前被曝光的吸毒官员的身份来看，来自公安、工商、税务、文化等多个部门，《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公布：“中国吸毒群体向……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之后媒体爆出“近年来累计抓获吸毒公务人员有1400余人……”。公务员吸毒特别是官员吸毒问题恶性发展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给禁毒人民战争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得广大群众对开展禁毒斗争取得斗争胜利缺乏信心。毒品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否被遏制或基本得到解决，也成了考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毒品问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首先每年因吸毒而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同时导致大量财富流失境外。我国目前已成为金三角海洛因的最大消费国。截至2015年6月，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有322.9万名，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有188.7万，占54.4%。目前已发现合成毒品的人员为145.9万名，年均增长率为36％。毒品滥用人数急剧增多，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这数字超过了我国人口总数的1%，让人触目惊心[5]。按国际惯例估算，有超过1400万的人员吸毒，每年有接近400吨的毒品将被消耗，因毒品而消耗的社会财富超过5000亿元，加剧了国家特别是毒品形势严峻的边疆地区建设与发展的资金紧缺问题，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次，国家为解决因毒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投入难以估量。根据中国的毒情现状，国家在为缉毒、戒毒每年要支付大量费用，每年我国不断增加用于禁毒的财政投入。{2}每年投入高达数十亿元的经费用于缉毒装备、强制戒毒和社区戒毒与康复，客观上大量原可用于经济建设，造褔于大众的宝贵资金被浪费，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要将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各级政府和禁毒部门就此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时间，难以用数据来加以呈现，如此重负难以承受。 第三，国家为救助因毒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需要大量经费。由于吸食毒品，导致工作能力与正常生活能力的丧失，特别是吸毒人员大多可能因吸毒感染了诸如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对吸毒人员的各种治疗费用，以及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开展等，都给社会经济带来大负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间接的损失。 （三）严重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正在我国蔓延的毒品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及中国梦的实现产生了影响。 首先，因毒品问题引发的案件逐年上升。吸毒人员在耗尽个人及家庭的财富后，大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据公安部的统计，在毒品问题严重的地区“两抢一盗”案件中有60%甚至80%是吸毒人员所为，80%的吸毒女性从事卖淫活动，集中体现了“男盗女娼”。由于合成类毒品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如苯丙胺类、可卡因等毒品，会使人过度兴奋、产生幻觉、幻视、幻听甚至被害妄想，而使人情绪激奋，容易发生磨擦，无法控制情绪引发发暴力事件，甚至为“抗拒被害”而“先下手为强”，导致假想“正当防卫”发生。滥用毒品后的精神失常、行为失控、暴力攻击、自杀自残、毒驾肇事，严重危害公共安全。{2} 某次，因吸毒加剧了艾滋等传染病在我国的传播。我国的艾滋病感染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近二十年的时间，我国的感染人群以注射毒品而交叉感染，近年转变为以性传播为主，但因使用合成类毒品导致集体性淫乱和性传播的事件时有发生，使得毒品与艾滋病的关系更加紧密。 第三，毒品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治安。目前，大批以贩毒为职业的人员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贩毒团伙出现在我国，由此引发的“枪毒合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威胁着我国的社会治安。 第四，吸毒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严重影响。目前，在市面上所流行的合成毒品，大多迎合了青少年爱刺激、追潮流的特点，很多的合成毒品披上娱乐化的“糖衣”，全面出现在青少年常常参与的 K 歌、蹦迪、开 Party 等很多娱乐活动中，成为不少青少年追捧的“时尚”。目前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中，新发现登记吸毒人员达46.3万余名，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75%，成为我国吸毒者中最大的群体，非常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 （四）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一带一路”是我国实施的一大战略，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现在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作为连接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的边境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其建设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和保障是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平。“一带一路”建设依托于边境地区互联互通，作为通道节点的边境口岸显现出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前沿窗口作用。而“金三角”毒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断各种途径进入我国，“堵源截流”仍是目前禁毒的一项重点工作，位于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海、陆、空、邮等交通条件在不断改善，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便利的交通、通讯和物流都极有可能被贩毒分子所利用，给毒品及制毒物品的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导致对我国产生更大的危害，进而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产生严重的干扰。 （五）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全球冰毒缴获量，亚太地区占2/3，中国占50%。目前，“金三角”地区过境中国的“冰”毒以及在中国国内制造的“冰”毒主要流向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国际上反映强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敌对势力借毒品问对我国进行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湄公河是毒品和制毒原料进出“金三角”毒源地的大通道，该流域毒品犯罪呈高发态势。2011年，云南省境外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地的“金三角”地区的湄公河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10·5”惨案，13名中国船员被境外“金三角”毒枭糯康贩毒集团杀害。事件发生后，引起国内外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禁毒工作已由单纯缉毒变为综合治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也由传统安全问题逐渐转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原有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传统格局，被领土之争、领海之争打破，各种新型的安全问题将会接踵而来。 （六）毒品问题严重威胁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云南，作为累积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省份之一，其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为共用针具静脉吸毒。1989年，来自于云南西部德宏的傣族、景颇族是云南省的主要感染者。至1993年累积报告中，汉族占到18.6%，傣族占55.6%，景颇族占26.4%；而至2003年底，云南省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受到了影响，并出现了从边境地区向内地传播扩散等情况。近些年，云南省内的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吸毒和艾滋病感染者急剧上升，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吸毒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大多数的年龄均处于15至24岁之间。这导致了这些民族中青壮年人死亡率上升。专家估计：目前云南省艾滋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静脉注射吸毒人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