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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制毒第一村”博社村这三年扫毒后村里少了近3千人

广东”制毒第一村”博社村这三年扫毒后村里少了近3千人

刘平律师 刘平律师 发布时间 0 |

广东”制毒第一村”博社村这三年扫毒后村里少了近3千人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原标题:广东“制毒第一村”这三年:大规模扫毒后,村里少了近三千人(图)) 43个高清摄像头严密监控着博社村。 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两块52寸的液晶屏闪烁着画面,记录整个村庄公共空间的风吹草动。连接屏幕的,是安装在村庄各处的43个高清摄像头,它甚至可以识别进出车辆的车牌号。 这是广东省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一个被监视下的村庄。 除了高清摄像头的严密监控,村庄四周立着的大幅禁毒广告牌,40多名警力的长期驻扎,无不显示着这个村庄的特别之处。 两年多前的2013年12月29日,广东警方动用三千警力,对该村进行一场大清剿。广东省公安厅通报称,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贩毒活动。 广东“制毒第一村”的名头随之广为传播,博社村的繁华急转而下,禁毒成为这个村庄一个沉重的话题。扩及整个陆丰市,自上世纪末以来,已两度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区。其中,第二次“戴帽”已经5年之久,如何摘掉“毒帽”亦成为当地政府不敢松懈的重中之重。 5月17日,陆丰警方再次发布悬赏通缉令,通缉328名制贩毒在逃疑犯,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甲西镇,仅博社村就有65人。 “目前追逃是‘摘帽’最主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也在鼓励当地人转产转业,以根除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但这是一个长期工作。”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嘉说。 禁毒前沿:高清摄像头监控下的村庄 从陆丰市出发,一个小时的车程到甲西镇,走过两侧满是荔枝林的水泥路,6公里之外就是博社村。越靠近村子,路边电线杆上贴的禁毒标语越密集,村口,矗立一块写着“深入持久开展禁毒斗争”的大型宣传牌。 自2013年底广东警方的那次大规模扫毒之后,该村便一直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如今的博社村显得十分平静,街上不少孩童自由玩耍,老人坐在家门口闲聊,不时有年轻人骑电瓶车穿街而过。不过,多名店主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抱怨,近两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生意也在走下坡路,“那么多人被抓,怕被抓到的人也跑了。” 一个有40名警力的禁毒工作组长期驻扎在这里,2016年1月,又有一个从汕尾、陆丰两市公安局调派的7人工作组进驻,由陆丰市公安局局长任组长,定期对村子清理排查,挨家挨户作禁毒宣传,动员家属劝说在逃涉毒嫌犯自首。 工作组一名民警介绍,博社村还被划分成14个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片区由工作组成员专门负责。“今年,进出博社村的主要路口装了43个高清探头,进行实时监控,摄像头还可以识别进出车辆的车牌号。” 配合警方清理排查之外,博社村村支书蔡龙秋签订了一份《干部禁毒承诺书》,承诺主动排查毒品犯罪,否则自愿接受处分。每个村民也被要求签字承诺管好自家无人居住的房屋、果林地、临时工棚等容易被制贩毒分子利用的场所,一旦发现有制贩毒活动,制毒场所所在土地交由村集体管理。 蔡龙秋说,虽然村中再未发现制毒案件,但仍是重点整治村,一旦放松,就可能有村民冒险,毒情出现反弹。 这种担心并不过分。甲西镇22个行政村均有工作组进驻,博社村是其中13个重点禁毒整治村之一,但严厉打击之下,仍时有毒品案件发生。今年2月至4月,甲西镇康美村、范袁村和上堆村就查获两个制毒窝点、一个藏毒窝点。 此外,65名在逃疑犯成为博社村的“心头之患”。“他们有技术,有渠道,在暴利的引诱下,一旦放松就可能回来作案,严密监控就是不给他们作案的空间。”博社村工作组副组长、汕尾市公安局治安巡逻支队政委林天说。 毒村往事:麻黄草残渣路边随意堆放 在甲西镇,博社村已成为一个“传说”,这片居住面积0.54平方公里的村子曾被称为“小香港”。 这片土上生活着14000多人,村里有一半是三层四层的小楼,有的装潢考究富丽,也有墙皮斑驳的低矮旧屋,高高低低地夹杂在新建的小别墅之间。 博社村村民阿玲(化名)记得,2009年前后,村子里的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只消两三年光景,村子里就盖起了好多三四层的小楼。 蔡龙秋是博社村的村支书,他说这些小楼大都在2012年左右建起。那时候正是村中制贩毒泛滥的时期,许多人突然暴富了。 阿玲记得那时候,博社村马路上经常能见到来来回回的大卡车,这些车上都拉着麻黄草。村民们用拖拉机把麻黄草运到荔枝林里,一趟能赚两三百元。 麻黄草是一种含麻黄素的常用药材,提炼出麻黄碱之后可制造冰毒。博社村一个老中医告诉澎湃新闻,那几年,麻黄草一度断货,他的药店几乎无药可进。 陆丰市禁毒办工作人员曾向媒体证实,上世纪90年代末,制毒者主要是购买麻黄碱提炼冰毒;到2012年上半年,村民开始大量购买某些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提炼,相关药品被严管后,制毒者转为大量收购麻黄草。 “以前麻黄草的残渣成堆成堆地堆在路边,在博社村村口堆垃圾的地方,还立过一个村委会写的告示牌,写着严禁乱倒制毒垃圾!”村民阿玲记忆犹新,以至于很多人都干起了这种来钱快的活:“当时在家中的收入顶多一个月一千多块,这种事情谁不愿意干?” 随着政府的大力扫毒,博社村的生态发生着转变。村支书蔡龙秋说,这两年盖楼房的人少了,前几年村民争风盖楼的景象已不见。 甲西镇一名卖电瓶车的老板见证了博社村的暴富和衰落。“前几年,博社村的人电瓶车专买贵的,用两年旧了马上就换。来镇上买名牌衣服也从来不讲价钱,村子被整治之后,甚至有些名牌衣店因此倒闭了。”他回忆道。 艰难重建:三年中村里少了近三千人 如今,博社村大部分村民都不愿再提起村中制毒泛滥的过往。一位老年村民对“制毒村”的说法极为不屑:“不要再这样说了,这不等于说全村都在制毒,村里更多的是老老实实的穷人。” 村民们更加关心的是,扫赌之后政府如何带他们走向致富之路。“就是因为穷才去做毒品,不能只打击,还应该多建几个工厂。”一位女性村民说。 博社村的毒品犯罪往往被归因于当地的贫穷,村民在暴利的驱使下产生了一夜暴富的思想。村民阿玲(化名)甚至对毒品有着矛盾的想法:“明明知道毒品害人,但在它确实曾经‘带动’了村里的经济。” 自2013年底广东警方“雷霆扫赌”之后,博社村重建“两委”班子,逐步开展正常的村级治理、村务管理工作。2014年5月上任时,蔡龙秋可谓临危受命。他说,上任时感觉压力很大,当时整个村子几乎瘫痪,上任之前,陆丰市委领导还问他“敢不敢当”。 受制毒影响,博社村电线私拉乱接严重,村民经常无法正常用电,柴油发电机成了每家每户的必备品。因为长期无人管理,村里排污渠道堵塞,污水横流,垃圾堆积成山。 蔡龙秋希望尽快做出成绩,以获得村民的认可,上任之后,立即着手为村中修路,并重新接通电力。阻力同样不小,蔡龙秋说,在拆掉村里私接的电线时,就有村民闹事,几百人围着村委会。“甚至有人恐吓过我,可能是有人不服,觉得我不能带他们做冰毒去致富”。 如今博社村的村容村貌已有很大改善,民居门口新装的门牌号显示着村庄有了初步秩序。但蔡龙秋坦言,如何增加村民的经济来源,仍是需要继续解决的难题。 博社村距离海边只有2.5公里,是粤东一个典型的半农半鱼的村庄。该村人口密集,人多地少,而农田长满杂草。蔡龙秋说,因为缺乏水利设施,农田无法灌溉,已荒废多年,村子周围虽然有荔枝林和水塘,但根本满足不了村民的经济需求。“之前政府拨款修建水利,但现在因为资金不足停掉了。” 劳动力外流也很明显,雷霆扫毒’之后,博社村子里已有近三千人外出打工。”蔡龙秋说。 甲西镇镇长梁锡江也为此犯难,他说,因为基础设施差,整个甲西没有一间像样的工厂,农业耕作也都是很原始的方式。 贫穷落后加上犯罪带来的环境恶化已很难在短期内转变。蔡龙秋还记得,“雷霆扫赌”之后,广东省的领导曾带着好几拨商人来当地考察,但最终没了下文。 毒帽难摘:一些官员充当“保护伞”是重要原因 陆丰市是广东省汕尾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1999年,该市曾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定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2004年几经努力摘掉了这顶“毒帽”;但2011年8月,再次被国家禁毒委定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 陆丰政法系统一名官员曾分析,2004年第一次“摘毒帽”后,陆丰毒品犯罪最为严重的“三甲地区”(甲子镇、甲西镇、甲东镇)没有形成规模产业,就业空间少,加上暴利诱惑,一些村民再次加入制贩毒大军。 除了受暴利驱使,博社村宗族势力强悍、基层组织薄弱也为制贩毒提供了环境。博社村仅有一个蔡姓,都是同一个祖宗,村子长期靠宗族势力管理。而博社村“两委”长期没有办公地点,原村支书蔡东家甚至充当制贩毒品的“幕后老板”。 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嘉向澎湃新闻坦言,当地之所以毒品屡禁不止,除了当地村民有“一夜暴富”思想,一些党政干部充当“保护伞”也是重要原因。 2013年底对博社村“雷霆扫毒”之后,警方对外透露,当地党政部门干部涉嫌充当毒贩保护伞的有14人,除蔡东家等村干部,还包括甲西镇派出所的两任所长庄永川和姜振全,其中,庄永川在甲西镇派出所任所长12年。 在广东,陆丰等地区的毒品犯罪“保护伞”甚至渗透到警方高层。据《羊城晚报》报道,2015年1月至10月,广东省检察院在办理陆丰、惠东等一系列毒品专案中,共依法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案件50件58人,包括曾先后但任陆丰市公安局长的陈宇铿和陈俊鹏等人。 在博社村工作组副组长、汕尾市公安局治安巡逻支队政委林天看来,陆丰制贩毒犯罪屡禁不止也和当地政府工作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经济基础差,陆丰缺乏财政收入,政府无力对群众进行扶持,对群众自己找门路谋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地曾流传‘陆丰无政府’的说法。” 林天说,三年前,陆丰公务员的工资也低得可怜,“有人也想捞点好处”,当地毒品犯罪的重刑率一度很低,让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赚钱后可以花钱买命的想法。 2015年6月,陆丰市委书记郑佳曾做出承诺,陆丰将继续铁腕治毒禁绝毒品,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确保2016年年底底达到“摘帽”工作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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