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一、什么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明知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而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掩盖其罪行，或者帮助其毁灭罪证，以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的行为。 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量刑标准 我国刑罚第349条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规定了两个具体的量刑幅度： 第一个量刑幅度是，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个量刑幅度是，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里的所说的“情节严重的”一般是指： （1）包庇重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的犯罪分子的；（2）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3）多次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或者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人数较多，或者时间较长的；（4）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行为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活动的。 （2）从重处罚。 根据刑法第349条、第356条的规定，有如下从重处罚的情节值得注意： （1）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从重处罚； （2）行为人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从重处罚。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在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中从包庇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规定为一罪的。刑法在此基础上作了两个方面的修改:其一是将法定刑档次由一个改为两个,并且最高刑提高至10年；其二是缩小了法定“从重处罚”的主体范围,即将原来的主体范围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目前,我国学界虽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进行了一些的研究,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本罪的认识和处理都存在较大争议。 三、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否应包括“帮助毒品犯罪分子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方式 “97刑法”新增设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在其第307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我国学界大致认为包庇罪不应包括帮助犯罪分子毁灭或者伪造证据的行为,原因是此行为在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中已经作了专门的规定,因而对该行为应以此规定来定罪量刑,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由此引发的相关联的问题是:作为包庇罪的特殊类型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否应包含这类行为呢?对此,我国司法机关没有做出司法解释,因而在学理上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本罪应包括帮助毒品犯罪分子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有学者则持否定的态度。笔者赞成肯定说的观点。理由是: 第一,作这样的理解没有超出“包庇”一词的通常含义。“由一般的语言用法获得的字义,其构成解释的出发点,同时为解释的界限,在可能的字义范围外,即使以‘扩张’解释之方式亦不能谓合于字义者,不能视之为法律的内容而加以适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包庇”一词的解释,所谓包庇是指“袒护或掩护的意思”,而袒护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行为无原则的支持或保护”,掩护是指“采取某种方式暗中保护”。很显然,将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理解为是对毒品犯罪分子无原则或暗中保护的包庇行为的具体表现,符合包庇一词的通常含义,并不需要对其作出扩张解释才能将之涵盖其中。 第二,与我国包庇犯罪的立法并不矛盾。从包庇犯罪罪群的立法规定看,“97刑法”第310条对包庇罪的规定是“作假证明包庇……”,而第294条第4款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本罪的规定是“包庇……”,很明显,对于前者,刑法在包庇行为前加上“作假证明”进行限制,而对后者并没有限制,这种规定上的差异表明对于普通的包庇罪的行为应只限于作假证明包庇这一种行为方式,因此与其相当的“包庇”行为如窝藏行为,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刑法也就作了专门的单独规定;而对于特殊的包庇犯罪,刑法在其行为“包庇”前在立法上并没有限制,因而再特殊的包庇犯罪的行为方式比包庇罪中行为方式更为宽泛,与立法规定相符合。 第三,从司法机关对已有的特殊包庇罪的司法解释可以推定本罪应包括上述行为方式。在1999年8月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对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司法解释以及在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规定的“包庇”行为的司法解释都是将“毁灭、伪造证据行为”作为此两罪的行为之一,这体现出司法机关认为在这两种特殊包庇罪中行为人实施此种行为比普通的包庇犯罪实施此种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本罪也属于特殊的包庇罪的范畴,且刑法规定对实施本罪行为的缉毒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从重处罚,因此,从罪刑均衡方面考虑,可以推定本罪也理应包括该行为方式。 四、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对象 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对象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笔者以为,在理解本罪对象的规定中,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全面把握: (1)本罪对象——毒品犯罪分子应限定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一个罪的犯罪分子,而非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类罪中的所有毒品犯罪分子。根据刑法规定,构成本罪中的毒品犯罪分子具体是指刑法中规定的三种情形:其一是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其二是指第350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情况;其三是第355条规定的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第34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情形。 (2)本罪对象——毒品犯罪分子既可是真正的毒品犯罪分子,也可是正在受侦查、追诉的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是不以是真正的毒品犯罪人为限。正确界定本罪行为对象的范围关键是正确理解刑法对本罪规定中“犯罪分子”的含义。在我国刑法中,“犯罪分子”一词被广泛使用,共计约50多处,并且在不同条文中其含义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罪犯,如刑法第38条第二款“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的规定中使用的“犯罪分子”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事后是确实犯了罪的人,如刑法第68条立功规定中所使用的犯罪分子一词就是这种意思;三是指真正的犯罪人以及正在受侦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这是对“犯罪分子”一词作了扩大解释的结果。如刑法第417条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规定中使用的“犯罪分子”就是这种含义。因此,对于“犯罪分子”的具体含义应根据其使用的语境具体分析。在本罪规定中的“犯罪分子”应当是第三种含义。原因是: 第一,符合有力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目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因而刑法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这种犯罪及时地侦破与惩处是遏制其滋生、蔓延的重要手段,如果行为人对于司法机关正在侦查、追诉这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实施包庇行为,将严重妨碍司法机关正常开展活动,阻挠案件及时查清与处理,因此无论包庇的对象事后是真正的犯罪人,还是无罪的人,就行为人的包庇行为而言均妨碍了查办案件的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与窝藏、包庇罪对象的理解相协调。在我国刑法中,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从窝藏、包庇罪独立出来的,是立法者为了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分子这类特定犯罪人的包庇行为予以有效规制和从重惩治而加以特别规定的,因而是一种特殊窝藏、包庇罪。而对于窝藏、包庇罪的对象——“犯罪的人”,我国学界一般理解认为只要作为犯罪嫌疑人而被列为立案侦查对象即为“犯罪的人”,也即承认其对象并不限定为真正的犯罪人,因此无论是从本罪的渊源还是其立法义旨,应将本罪对象作上述理解。 (3)本罪对象——毒品犯罪分子不以最终被人民法院确定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要件。这是因为:首先,如果行为人在国家追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嫌疑人中实施本罪行为,那么有可能由于行为人的庇护得逞导致犯罪嫌疑人潜逃或重要罪证毁灭等,结果使法院不能或无法最终判定其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倘若本罪的成立必须以法院最终确定判决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则只有行为人包庇不成功时,才能追究行为人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刑事责任,这显然既不公平,又不利于国家惩治毒品犯罪活动。其次,从刑事诉讼角度考虑,如果本罪的对象必须以最终被人民法院确定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要件,这就意味着本罪就必须在 “本犯”的审理完毕后才能审理。这样无疑使本罪丧失了独立性,且诉讼时效如何保障在实践中则存在问题。 五、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主观明知中的疑难问题 对于本罪故意中“明知”的准确理解关键是把握行为人实施本罪行为时对于本罪对象的认识情况的不同情形来确立是否构成本罪。结合司法实践,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明知的时间通常是在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一开始时形成,但也不能排除行为人刚开始并不知道,而是在行为过程中得以认识的情形。比如行为人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提供住所一段时间后得知对方的身份,但仍然继续任其留住,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在客观上继续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提供住所,在主观方面,在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持续过程中,又具有了明知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有意让其藏匿的主观意图,完全符合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犯罪构成。当然,如果行为人在提供住宿等便利行为结束以后,方发觉或获悉对方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则不应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二)明知内容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行为人必需认识到其所包庇的人是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犯罪分子。尽管这里的明知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因素,但是却包含着客观的内容,这个客观的内容就是前案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事实的存在,即行为人主观上能够认识到前案的行为人已经客观上实施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这是行为实施包庇行为的基础,也是包庇行为具有可罚性的依据。 (三)明知程度包括确切的明知和不确切的明知两种情形。对于明知程度的界定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定罪。如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毒品犯罪,但并不知道究竟是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是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或者是非法持有毒品,而进行包庇时则如何定罪?我国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行为人所包庇的毒品犯罪分子实际从事的毒品犯罪来确定,如实际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以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论处,如包庇非法持有毒品等毒品犯罪分子的,则以窝藏、包庇罪论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这种情形应以包庇罪定罪。笔者认为,“明知”应包括确切的明知和不确切的明知两种情形。所谓确切的明知是指对明知的内容有明确的、非常清楚的认识,所谓不确切的明知是指对明知的内容有不确定的、盖然性的认识,也就是对于明知的内容不要求确切地、确实地知道。因此,在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只知道所包庇的人是犯罪分子但并不知道是犯何种罪的人,就只能以窝藏、包庇罪定罪论处;同样如果行为人只知道所包庇的人是毒品犯罪的人,但并不知道是犯哪种毒品犯罪的人,即使事实上包庇了确实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只能以窝藏、包庇罪论处。就上述情形而言,很明显已表明了行为人对他人所从事毒品犯罪是有确切地认识的,只是对其所从事的犯罪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抑或是非法持有毒品的认识还不够确定,还不能具体地肯定是哪一种犯罪,但是决非对其没有认识到。因而,对于上述情形,根据第一种观点进行定罪是比较科学的。